幸福婚姻Solo族的家庭和谐规范

呆兔子 发表于 2017-4-13 22:40: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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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大量未婚者热烈同居的时候,一些结婚者却悄然分居———这果真应了钱钟书先生的婚姻“围城”说?然而,此刻出现的婚内分居者,却不是因为离心离德,而是企图用分居来为爱情保鲜。
  “我们要天天相恋,但不要天天相见,只需要悱恻缠绵,绝不要柴米油盐,有共同的生活经验,绝不用共同的房间……”
  黄舒骏的这首老歌描述的幸福理想现在已经成为婚内Solo族的家庭规范。
  Solo男女们已结婚登记在册,他们的家庭比许多人要优越,但夫妇两人执意要在一个城市里分开相处,只在时间轴上的某一个点才相遇,共度浪漫后再各回各巢。他们与传统的分居人士截然不同,主动演绎着婚内的Solo身份,也就是“婚内单身”。
  同城分居
  Solo本意是独奏,后来引申为“单飞”。如今,这种主动选择婚内分开生活的人士在国内各大城市已不鲜见。他们通常过着“五加二”的生活,即五天工作日里双方居住两处,只有到周末的两天里居住一处。
  苏婷就是婚内Solo的一员,在上海徐家汇一家网站工作的她,每天下班都要倒一段很长的地铁回到位于浦东陆家嘴的住处。而苏婷的老公则住静安区,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经营着自己的广告公司。
  苏婷的房子是她在结婚前买的,婚后两人也没有搬到一处。“这样双方都有自己的空间,彼此不会干扰。”两人都觉得分开住能给自己的事业提供更多的时间。任部门总监的苏婷日常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很晚才能回家,一日三餐也都是在外面解决,回家之后则是完全放松的状态,“我的很多同事不同,她们忙了一天回家还要照顾家人,完全没有了自己。我现在的生活跟婚前没有太大区别。”
  平时分开的两人只在周末或休假时聚在一起,偶尔也会相约一起吃饭或听音乐会,但如果在不该见面的日子一方想到另一方的住处,则需要电话“预约”让对方应允。如今两人结婚已经一年多,苏婷仍然觉得跟恋爱时的感觉一样,“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事情不愿意当他的面去做,怕破坏形象。”对这种Solo生活,苏婷很享受。
  在上海类似于苏婷这样的家庭模式并非独有,上海大学葛红兵教授告诉记者,在他的朋友中有一些人就采取这种生活方式,他们分开居住的原因一半是为了工作方便,一半也是愿意尝试这种新的生活模式,“他们不会作任何努力来使两人生活在一起。”
  有媒体报道,全国妇联于2002年底调查统计,北京的婚内Solo(包括异地居住的夫妻)超过一万对。在广州、武汉、天津、沈阳等其他大中城市,这些“周末夫妻”也在显现。
  “独唱”不限年轻
  对于Solo家庭,他们通常有一些相似的特征:夫妻双方都接受过高等教育,生活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大城市中,他们可以方便地获得各种资讯。两人所从事的工作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具有丰厚的收入,一般而言,夫妻双方都有属于自己的住房。
  而对Solo族的年龄特征却很难界定,这与通常人们认为只有年轻人才选择时尚生活这一思维定式有冲突。至少在记者了解的Solo族中并非只有年轻的成员,而是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到五十多岁的中年夫妻都有。2002年,黑龙江省婚恋家庭研究所所长郭砾所在的研究所在哈尔滨市作了一项关于Solo家庭的质性研究,以深度访谈的形式对12对夫妻进行调研。
  在这些人中,有四对是年轻夫妇,均为1976年到1978年间出生的独生子女。除此之外,剩下的8对都是结婚在10年以上的“老”夫妻,平均年龄都在40岁以上。这其中又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丁克家庭,家里有两处以上的住房,有令人羡慕的工作和丰厚的收入,双方的感情也很好。但在相处10年后,彼此都觉得生活有了乏味的感觉,于是选择Solo,在自己的小圈子开始“独立”的生活。
  另外一种则是再婚家庭,而且以在机关工作的人员居多,男女双方的条件都非常优越,但因为彼此都有孩子,担心和对方的孩子处理不好关系而选择“周末夫妻”。
  当大量未婚者热烈同居的时候,一些结婚者却悄然分居———这果真应了钱钟书先生的婚姻“围城”说?然而,此刻出现的婚内分居者,却不是因为离心离德,而是企图用分居来为爱情保鲜。
  “我们要天天相恋,但不要天天相见,只需要悱恻缠绵,绝不要柴米油盐,有共同的生活经验,绝不用共同的房间……”
  黄舒骏的这首老歌描述的幸福理想现在已经成为婚内Solo族的家庭规范。
  Solo男女们已结婚登记在册,他们的家庭比许多人要优越,但夫妇两人执意要在一个城市里分开相处,只在时间轴上的某一个点才相遇,共度浪漫后再各回各巢。他们与传统的分居人士截然不同,主动演绎着婚内的Solo身份,也就是“婚内单身”。
  同城分居
  Solo本意是独奏,后来引申为“单飞”。如今,这种主动选择婚内分开生活的人士在国内各大城市已不鲜见。他们通常过着“五加二”的生活,即五天工作日里双方居住两处,只有到周末的两天里居住一处。
  苏婷就是婚内Solo的一员,在上海徐家汇一家网站工作的她,每天下班都要倒一段很长的地铁回到位于浦东陆家嘴的住处。而苏婷的老公则住静安区,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经营着自己的广告公司。
  苏婷的房子是她在结婚前买的,婚后两人也没有搬到一处。“这样双方都有自己的空间,彼此不会干扰。”两人都觉得分开住能给自己的事业提供更多的时间。任部门总监的苏婷日常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很晚才能回家,一日三餐也都是在外面解决,回家之后则是完全放松的状态,“我的很多同事不同,她们忙了一天回家还要照顾家人,完全没有了自己。我现在的生活跟婚前没有太大区别。”
  平时分开的两人只在周末或休假时聚在一起,偶尔也会相约一起吃饭或听音乐会,但如果在不该见面的日子一方想到另一方的住处,则需要电话“预约”让对方应允。如今两人结婚已经一年多,苏婷仍然觉得跟恋爱时的感觉一样,“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事情不愿意当他的面去做,怕破坏形象。”对这种Solo生活,苏婷很享受。
  在上海类似于苏婷这样的家庭模式并非独有,上海大学葛红兵教授告诉记者,在他的朋友中有一些人就采取这种生活方式,他们分开居住的原因一半是为了工作方便,一半也是愿意尝试这种新的生活模式,“他们不会作任何努力来使两人生活在一起。”
  有媒体报道,全国妇联于2002年底调查统计,北京的婚内Solo(包括异地居住的夫妻)超过一万对。在广州、武汉、天津、沈阳等其他大中城市,这些“周末夫妻”也在显现。
  “独唱”不限年轻
  对于Solo家庭,他们通常有一些相似的特征:夫妻双方都接受过高等教育,生活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大城市中,他们可以方便地获得各种资讯。两人所从事的工作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具有丰厚的收入,一般而言,夫妻双方都有属于自己的住房。
  而对Solo族的年龄特征却很难界定,这与通常人们认为只有年轻人才选择时尚生活这一思维定式有冲突。至少在记者了解的Solo族中并非只有年轻的成员,而是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到五十多岁的中年夫妻都有。2002年,黑龙江省婚恋家庭研究所所长郭砾所在的研究所在哈尔滨市作了一项关于Solo家庭的质性研究,以深度访谈的形式对12对夫妻进行调研。
  在这些人中,有四对是年轻夫妇,均为1976年到1978年间出生的独生子女。除此之外,剩下的8对都是结婚在10年以上的“老”夫妻,平均年龄都在40岁以上。这其中又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丁克家庭,家里有两处以上的住房,有令人羡慕的工作和丰厚的收入,双方的感情也很好。但在相处10年后,彼此都觉得生活有了乏味的感觉,于是选择Solo,在自己的小圈子开始“独立”的生活。
  另外一种则是再婚家庭,而且以在机关工作的人员居多,男女双方的条件都非常优越,但因为彼此都有孩子,担心和对方的孩子处理不好关系而选择“周末夫妻”。
  从一张床到两间房
  同样是两分生活的身体力行者,在法院系统做宣传工作的周客要算资深人士,结婚25年,“周末夫妻”也做了等长的时间。
  “当初没想长时间这样,谁知道这一过就是20多年。”
  刚结婚时,两人住在周客单位的职工宿舍里,周客有晚睡的习惯,晚上看书会看到很晚。妻子当时在北京一家医院作护士长,为了不干扰她休息,两人决定分开睡。但此时,只是把新房里的一张床变成了两张而已。
  刚生活在一起时,夫妻两人都不习惯做饭,再加上双方父母家离各自的单位都近,于是两人下班后先各回各家吃完饭再回去;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就不回自己的住处了,结果一来二去就形成了习惯。
  从那时起,周客就成了走婚族,周一到周六(那时还没有双休日制度)在自己的住处,到了周末就去看妻子。孩子出生后,也跟母亲住到了姥姥家里,周日成了一家团聚的日子。
  周客和妻子间的花销是完全独立的,“有时不够用了就会向她借,其实就是要,也不需要还。”周客说他现在基本不向妻子开口了,因为有了稿费的贴补。但即便如此,夫妻两个也没攒下钱,前两年要买房子的产权,折合完工龄后,
  房价不到10万,但两人还是靠双方父母的帮助后才把这笔钱付上。“眼下还没想过要搬到一块住,毕竟这么多年过来都习惯了,但再过两年,等我也退休了还是要住到一起的,互相有个照应。”周客说。
  分居的前世今生
  在中国,夫妻分居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受客观条件所限的被动分居,一种是主动分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分居一直处在被动状态。
  在古代,夫妻分居现象并不普遍。在传统家庭的诸多功能中,经济功能是首要功能,而在小农经济社会中,家庭作为经济单位必需通过夫妻共同的劳作才能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再加上交通工具的束缚,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使夫妻分居现象成为个别,类似于“商人重利轻别离”的那种遭遇只发生在极少数人的身上。
  但有一种原因例外,那就是兵役、劳役导致的夫妻相隔。军人的分居现象直到今天仍然普遍。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夫妻分居人数明显增多。造成分居的根本原因是户籍制度。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大学生分配,一种是在农村已经结婚,其中一方因参加工作而进入城市。
  “文革”时期,分居人口进一步增多,这种分居是在非正常社会时期的独特表现,这往往与政治相关。众所周知的假离婚就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怪异现象,夫妻中一人犯了“政治错误”,为了避免连累家庭而与妻子(丈夫)离婚,这其中有一些人没有采用离婚的方式,但为了表示“划清界线”而选择分开居住。当时还有一种假分居的现象,一些夫妻并没有分居,但为了应付“专案组”的审查,迫于压力之下只好谎称夫妻已分开居住,互不往来。
  除以上原因外,在当时还有一些夫妻被人为分开,夫妻一方被以种种理由调往异地工作。其中动机有出于个人私欲目的,有因为工作保密需要等等,但这部分在整个分居人群中所占比例极小。
  “文革”结束后夫妻分居现象大为减少,对相处两地的夫妻,社会上的各种力量都会千方百计把两人调到一起,即便是从边疆调往大城市这种在上世纪50年代视为天方夜谭的事,在此时难度也大为降低。
  从那以后,夫妻分居的客观因素开始消退,主观意愿开始成为主要因素,进而出现了婚内单身现象。
  诱惑下的SOLO
  在对独立意识的追求上,Solo家庭正好处于AA家庭和单身族之间,是AA家庭的发展。
  Solo家庭的出现与女性的独立以及地位提高有直接关系。但促使Solo家庭出现的却不只如此,如果把视角拉远,我们会发现它是社会方方面面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现代人个体意识在婚姻家庭中的反映。黑龙江省婚恋家庭研究所对这种现象唯一的担忧就是它容易引发婚姻的安全问题。现在的都市诱惑太多,如果夫妻两人没有十二分的信任,他觉得还是不要去尝试这种方式。现在婚姻家庭的解体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公共卫生和精神健康的问题,对人的承受能力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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